抗战时期，清华大学迁转到昆明办学，时任校长梅贻琦也被迫带着家人搬到了那里，全家人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的上厢房。

一天，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前来探望，看见侄儿梅祖彦正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费劲地阅读着，脸颊几乎贴到了书页上，便关切地问：“侄儿患有近视，为何读书不戴眼镜呢？”梅祖彦答：“因为躲避偷袭警报，眼镜早在半年前就被摔坏了。”他抱怨起父亲曾多次答应自己要买副新眼镜，可总以太忙为由给忘记了。一旁的梅贻琦听到这些，赶紧插话：“我确实杂事太多，明天就给你去买。”

听到这，梅祖彦从抽屉里取出一副旧眼镜，气咻咻地说：“其实父亲没忘记，他只是舍不得花钱。可是眼镜都破成了这样了，叫人怎么戴……”原来，为了安慰儿子，梅贻琦已在他的旧眼镜上费尽了功夫——折断的镜腿被绑满了棉线，断裂的镜架被缠了纱布，开裂的镜片涂了胶。

“我们再穷再省，也不能吝惜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呀！”梅贻宝从心底觉得大哥吝啬马虎，于是掏出钱，让侄儿尽快去配副新眼镜。梅贻琦憨憨地笑了，反复数落起自己的粗枝大叶。

入夜，停了电，梅贻宝陪大哥守着油灯促膝交谈。有同事接梅贻琦去开会，梅贻宝便起身告辞。梅贻琦挪着小碎步走在后面，他将油灯小心翼翼地移到外屋桌上，又将灯芯捻到极小，再进到里屋找来火柴盒，搁在油灯旁。梅贻宝望着这一幕，忍不住问：“你在做什么？”梅贻琦解释：“祖彦上完课会先回来，这样进了屋就是亮着的。万一油灯不小心被风吹熄了，祖彦也能随手找到火柴。”

梅贻宝的眼睛湿润了，这才知道大哥并非真的对儿子粗心马虎，他只是习惯于“忘记”那些能省就省的物品，而谨记住自己应给予孩子的体贴，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