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哪种在乡村传衍的物件，都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反而，这些物件从制作、使用到流转都寄托了深厚的情谊。

　　2012年2月，有机会再次前往台北故宫。众所周知，因为空间小、藏品多，那里的展品是轮番展出的。所以每次去看到的展品都不一样。这一回，那里正在展出清代宫廷的物件，尤其是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经常把玩的小物件。同行的多是行家，面对这些珍品，众人啧啧称奇，对其工艺、价值赞叹不已。还有人很自然地表现出对皇帝的艳羡，为今天自己能看到而感到欣慰。没想到的是，同行一位搞摄影的朋友愤激地说道：“真丢脸!一个皇帝玩到这个份上，玩得这么小家子气，这个国家不完蛋才怪!”显然，这位朋友说的是“玩物丧志”这个意思。物倒不是不好，玩的人则有问题。

　　当然，清朝的衰败不振是否一定就与乾隆这个大皇帝的“小”兴致有着必然关联，那要历史学家考证点评了。但在同一场景，对同一物件截然不同的看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与庭院深深的皇宫、价值连城的宝贝不同，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件虽然重在实用，但同样有着不同的功能、价值及其评判标准。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工具类和装饰类两种。现在对城里人陌生但还经常能在民俗博物馆等各类博物馆见到的镰刀、锄头、犁头、耙子、背篼、簸箕等是农耕社会多年的生产工具，锅碗瓢盆、衣服鞋帽、桌椅板凳、车船雪橇等生活用品都是实用的。剪纸窗花、肚兜虎枕、门帘牌匾等则多少都有了装饰性，潜在地表达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和相应人群的审美情趣。虽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会尽量把工具做得美观，装饰性的物件也很少作为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品把玩，同样有着实用化倾向。

　　不论哪种在乡村传衍的物件，都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反而，这些物件从制作、使用到流转都寄托了深厚的情谊。

　　于是，会制作的人，有了“匠人”、“师傅”、“巧手”等特定的称谓，会使用的人，有了“把式”等赞誉并对自己的物品珍爱有加，会用这些物作为交际工具使之流通的人，有了“好人”的口碑。这其实是农耕文明的共性。在其名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中，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曾精辟地总结出：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物是“把人与物的关系用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后工业文明时期的物则“把人与人的关系贬低为人与物的关系。”换言之，转换之前的“物”如同“人”，是以人为准绳，是有情感的，而转换后的“人”则如同“物”，是以物为基准，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其实，今天说的人情淡漠，多少都与物的商品化有关。（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