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梦溪先生在与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一次对话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有人问刘梦溪怎样看待郭沫若?当时学界不少人对郭沫若的治学和为人是颇有非议。因此提这个问题的人，从内心是希望刘梦溪能够对郭沫若做出一种学术或道德上的评判。但是刘梦溪并没有那样做，他对提问的人说：“郭沫若晚年的时候我见过他，另外我和郭沫若的女儿是同学，因此如果不正面谈这个人物，在我于心有所不忍。”听完刘梦溪先生的讲述后，余英时先生说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余先生说，他对冯友兰先生晚年写的《三松堂自述》一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原准备想写文章。但是后来当他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朱子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冯友兰及女儿宗璞见过一面后，他说，尽管他对冯友兰有看法，但却不便再写文章公开批评了。

　　余英时、刘梦溪二先生均是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家，特别是刘梦溪先生笔者曾与其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深感梦溪先生身上的确有一种大师的气象。余英时、刘梦溪二先生并未因为自身拥有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就“得理不饶人”，相反他们一个是 “不忍”、一个是“不便”，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宽容。

　　余英时、刘梦溪二先生的做法让我想起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关于冯友兰与梁漱溟两位先生的。1985年12月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冯友兰先生举行90大寿庆祝会。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奉父亲之命邀请梁漱溟先生出席，梁漱溟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一封短信，说明自己没有出席寿宴的原因，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梁漱溟先生在信中又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二十天后，冯友兰在女儿宗璞的陪同下亲自登门造访了梁漱溟，二人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其中最核心的几句话大意是，冯友兰对梁漱溟说，你秉性刚直，苛责有余，宽容不足。对于冯友兰的此番话，梁漱溟欣然接受，两位老朋友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

　　另外一件事是关于学者钱理群的。钱理群先生年轻时初入学界“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口无遮拦，常发一些“惊人之论”，因而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这时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便劝告他：“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王瑶先生的此番话无疑是“一个智慧老人的忠告”。遗憾的是钱理群同梁漱溟一样，为人耿介、疾恶如仇，缺乏一种温和与宽容。这样的性格使他并不能按照老师的教诲去做。

　　钱理群笔下总是带着锋芒，思想背后也总是挟裹着一种峻急、凌厉乃至疾风骤雨式的偏激，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同样身为王瑶弟子的陈平原先生则显然要“平和”许多。

　　钱穆先生提倡对待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其实这种态度同样适用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人行世间，难免有不得已或身不由己的时候。对此，我们不应太苛刻，相反对于那些身处历史境遇中的当事人我们应该抱一种“理解的同情”或“同情的理解”，而不是一种粗暴的、居高临下的道德的审判。

　　《菜根谭》云：“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中国人历来讲究平和、宽容、谦让、中庸，并一再强调“宽以待人”。无论是刘梦溪的“不忍”、余英时的“不便”，还是王瑶的“忠告”、陈平原的“平和”，乃至梁漱溟、冯友兰的“相逢一笑”，这都是一种“理解”与“宽容”，也是一种巨大的人生智慧。